发表于 2019-6-6 04:27:30
一、阜阳“四九”起义前后李光宇、李端甫的革命事迹
一九二五年，李光宇（李乐天）等一批在上海等地入党的早期党员，先后受党组织委托在是年底返乡，进行建党活动。阜阳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为“四九”起义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李光宇是皖北党的播种人之一。
一九二六年，李光宇先后介绍其堂弟李端甫（阜阳“四九”起义时皖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刘晨光、李勤才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派李端甫到王官集大寺庙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在行流集一带开展农运工作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同年十月，在李光宇的积极努力下，在行流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小组，李光宇任党小组组长。年底，因工作需要，李光宇到北伐第三军（朱培德部工作）。行流党小组即由李端甫负责，继续组织和领导行流人民开展革命斗争活动。
一九二六年三月，李端甫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家乡，以王官集小学教师为公开职业，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李端甫在教学中，利用一切机会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教学之余，他经常来到田间场头，同农民亲切交谈，启发他们团结一致，向封建势力作斗争，并在农民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同时还千方百计地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农民群众都把他当作贴心人。
经过李端甫和他堂兄李光宇的共同努力，王官集一带的农民运动日渐活跃，党的组织也有了发展。是年冬，成立中共阜阳县行流集小组，由李光宇任组长。不久，李光宇外调，李端甫接任组长。次年，在北伐战争的声威影响下，阜阳地区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党的组织也不断壮大。同年十二月，成立中共阜阳县临时支部，乔锦卿任书记，李端甫等为委员。
一九二七年夏，北伐军进驻阜阳，成立国民党阜阳县临时县党部，李端甫根据中央决议，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当时，阜阳的国民党内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李家骥等人为首的元老派，一派是以李吾阳等人为首的二小派。元老派多属地主、官僚，代表地方封建势力；二小派多属小学教员，有一定的革命要求。李端甫和张蕴华利用党在阜阳教育界的优势，联合二小派，反对元老派，使临时县党部的九名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有五人。李端甫被选为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他利用公开身份，到处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号召各界人民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并亲自组织和领导阜阳县农民协会，大力开展农民运动。
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延及阜阳，刚刚兴起的群众运动遭到严重的挫折，中共阜阳县党组织和上级党组织也中断了联系。为了寻找党的组织，李端甫和周传业各带一组，分赴武汉、安庆寻找。李端甫赴武汉找党未果，转至安庆与周传业等人汇合，几经周转，终于找到了上级组织。根据党的指示，他们仍回阜阳继续开展农运工作。
回到阜阳后，中共阜阳县党组织开会讨论，决定以农运基础较好的行流集为中心，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开展农民运动。不久，李端甫和周传业、周传鼎、李仲义、黄橙君等人相继来到行流集一带，领导农民开展抗税、抗捐、抗租、抗粮、抗差、抗债等一系列斗争。
一九二八年一月下旬，李端甫等在行流集福音堂召开第一次农协会员大会。起初，到会的约两百多人。经过李端甫激动人心的演讲，听的人越来越多，不一会，把福音堂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农协会员佩带袖标，肩扛大刀、马叉、梭标、铁锹等，扬眉吐气，声势浩大，为当地千百年来仅有的一次盛况。接着又连续召开了两次农民大会，到会的人数一次比一次增多。农协会员一传十，十传百，不久，以王官集为中心，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都掀起了农运热潮。仅行流集以东、茨河铺以北，王官集周围就拥有农协会会员两万多人，农民赤卫队也有所发展。
一九二八年二月，王官集的农运热潮搞得如火如荼，声势浩大，吓坏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二月二十一日，国民党驻阜阳高桂滋部派军需处浦副官带一个连的兵力前来镇压。为了向反动当局示威，李端甫于次日在尹家窑组织召开了农民大会。农协会员们扛着武器，排着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尹家窑。早晨八点多钟，到会五千余人。他揭发了阜阳县的反动县长康欣之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罪行。会后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示威。看到这个形势，浦副官的一连人吓得连动都没敢动，灰溜溜地逃回了阜阳城。浦副官没有办法，要李端甫同他一道进城“谈谈”，李端甫毫无畏惧，随其前往。浦副官扣留了李端甫，组织上通过关系给他搞到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巡视员身份证。他严厉斥责伪县长胆大妄为，擅自扣留省党部要员，并出示巡视员身份证。伪县长大惊失色，一面斥责浦副官有眼无珠，以亲为敌，一面向他赔礼道歉。关押了十几天以后，只得将他放回。这说明了当时党组织的足智多谋和李端甫的大智大勇。这次斗争的胜利是“四九”起义前反武装、反革命的一次预演，既鼓舞了革命群众，也震慑了敌人。
由于李端甫等同志的积极努力，阜阳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县委分别以行流集、插花庙、马店、李集等地为中心建立了几个较大的农民协会，拥有会员五、六万人。同时，各地的工运、学运、兵运也都迅速发展起来。
四月上旬，党中央三月二十五日给皖北特委的指示信送到阜阳，中央批准了皖北特委武装暴动的计划，大起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于是特委决定于四月底五月初举行全面暴动。李端甫等同志立即奔赴各地传达中央指示和特委决定，准备暴动。
后因叛徒告密，暴动计划被泄露，形势万分危急。四月七日，魏野畴、李端甫等同志在阜阳城西湖召开特委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提前于四月八日午夜举行暴动。会上，成立以魏野畴为首的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李端甫被选为委员。
四月八日下午，李端甫在王官集大寺庙小学召开党员会议，传达特委关于提前举行暴动的决定，随后策动行流集局子（镇公所）的二十多名士兵哗变，获枪十九支，占领了行流集。随后又从农协会员中挑选三千多人编成五个赤卫大队：第一大队为奋勇队，队长魏振生；第二大队队长刘化良；第三大队队长时永法；第四大队队长张殿云；第五大队队长田振帮。部署由第一、二大队策应进攻阜阳县城，三、四、五大队负责肃清王官集一带的反动武装和组织分配地主财产。
八日午夜，暴动开始。李端甫在行流集率领赤卫队准备策应攻城。由于天雨，预定的起义信号被淋灭，以致联络中断，未能按时策应。后因阜阳城未能攻下，敌又集结兵力反扑，暴动总指挥魏野畴决定兵分两路撤出阜阳。
十日拂晓，昌绍先、杜聿德等率领的北路起义部队到达王官集，与李端甫率领的农民赤卫队胜利会师，其余各地的农协会员也陆续到达。上午，李端甫在王官集主持召开大会，宣布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成立。会议推举李端甫、李烈飞为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昌绍先、杜聿德为皖北工农红军正、副总指挥。大会还通过《工会法》、《土地法》和《农民协会组织章程（草案）》三个法案。群众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接着开始没收地主的财产和武装，公审和镇压当地恶霸。当天下午和次日，又到宋湾、杨寨、马庄、界牌集、邵营等方圆二十里范围内斗争地主二十多户，缴获长短枪六十余支。有些地主见大势已去，自动把财产和武器上交苏维埃政府。
四月十二日，国民党四十七军阜阳留守司令王守义纠集三个半团的兵力，分四路向王官集扑来。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英勇抵抗。激战四个小时，因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弹药不够，赤卫队又缺乏战斗经验，形势十分危急，总指挥昌绍先当即下令突围。在撤至太和境内的尚寨集时，突然遭到由土匪改编的谭万国团和地方反动武装的截击，经过激烈战斗，李端甫和高望东、李烈飞、胡景陶等在群众掩护下脱险；昌绍先、胡英初受伤被捕遇害。
二、李光宇和李端甫在“四九”起义失败后，力挽狂澜、重整旗鼓
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阜阳爆发了震撼皖北的“四九”起义，后因敌众我寡而失利，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阜阳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李光宇受上级党组织委托，于五月中旬，以北伐军第三军朱培德的名义，到太和县关集（行流集北二十里）一带招募新兵。曾参加“四九”起义的门金锡、王老拐、王济州、杨金豹等三十多人被招编入第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手枪连，并委任门金锡为手枪连连长。由于这一巧妙措施，使这些同志免遭不幸，为我们党保存了革命力量。
一九二八年冬，在“四九”起义失败后，皖北各县仍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十月，周传业、聂鹤亭等人恢复了中共阜阳县委，继续坚持领导革命斗争。一九二九年一月，李光宇担任中共阜阳县委书记。他到任后即着手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先后建立了中共北乡区委，城区支部，西南、东南和东北三个乡支部，共有党员五十三人。同时，还组建了共青团阜阳区委，下辖五个支部。党、团组织恢复建立起来以后，领导工农坚持斗争。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日《李光宇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阜阳等县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实在是一天一天的高涨。”
一九二九年春，国民党政府派兵突然包围了李光宇的老家——绿柳村。因李光宇到上海参加会议，兔遭不幸。敌人扑空以后不罢休，随即把他叔父抓去审问拷打，企图诱引李光宇上钩。李光宇闻讯后，一方面向中央报告，一方面设法营救他叔父，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七月底，敌人获悉李光宇和芜湖特支派来的黄同志在蚌埠接头，于是派兵包围了李光宇的住处，又因李光宇的机警而幸免于难。
一九二九年春，李光宇会同刘启元（李端甫）、朱华（王步文）、夏惟宁（舒传贤）等八人出于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宗旨，联名上书中央，对安徽省临委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在当时党处于困难的情况下，能直言不讳，说明了李光宇刚正不阿的性格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贞。
鉴于省临委的工作错误，加之省临委内部的矛盾，为加强对安徽党的领导，中央及时派任弼时来安徽帮助解决问题。但由于省临委主要负责人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于是，中央于五月在上海召开中共安徽省临委扩大会议，在中央的指导下解决安徽问题。李光宇参加了这次会议。李光宇等与会代表对省临委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直率而诚恳的批评意见。中央根据各地代表的意见，决定解散安徽省临委，在辖区内建立芜湖、安庆、六安、阜阳四个中心区，直属中央领导。李光宇负责组建中共阜阳中心县委，领导皖北各县党的工作。
五月十二日，共青团阜阳区委书记周传业及其兄周传鼎等六同志被捕后，阜阳县委也遭破坏。下旬，李光宇由上海返回阜阳，在西南乡豫皖交界处，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成立中共阜阳特支干事会，并相继组建了中共阜阳城区支部和北乡支部。此后，又帮助恢复了共青团阜阳特支。六月，中共阜阳中心县委在颖上成立，李光宇任书记，负责阜阳、颖上、凤台、太和等县党的工作，组织领导群众运动。李光宇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的精神，陆续整顿和恢复了颖上、阜阳、凤台等县党的组织工作。同年秋，李光宇派李端甫到老集（现属临泉县）、行流等地积极开展农运工作，建立党的组织，恢复了阜阳西北乡支部。与此同时，李光宇着手健全了中心县委机关，并于十二月将机关迁至群众基础较好，党的力量较强，交通方便的凤台县，以利于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进一步发动工农群众运动。一九三零年五月，李光宇指示李端甫，在阜阳西北乡支部和太和东乡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阜（阳）太（和）边区区委，使阜阳县党的工作也开始活跃起来。
李光宇到凤台后，解散了凤台县委，由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他了解到上、下窑（现属淮南市）有产业工人两千多，他说：“如果能在产业工人中建立支部，不仅可以影响皖北各县的工作，而且能够巩固皖北各县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并下达了《关于建立上下窑工作的通告》。于是他们在上下窑以开设商店、茶馆为掩护，联络工人群众。同时，派农协会员进矿做工，不失时机和矿工谈心交朋友，以启发工人的思想觉悟。在风台先后组建了凤区、姚区、廖区三个区委和十三个党支部。使凤台县委党的工作得以发展，工运、农运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
一九三零年四月二十七日，李光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五一”劳动节全国总示威运动》的通告精神，及时召开了中心县委工作会议，决定把中央七十一号通告和宣传大纲印发各县委、区委和支部。同时，中心县委下发了关于《组织“五一”劳动节的示威运动》的通告。五月三日，在大通矿召开了纪念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参加大会的矿工、教师、农民约一千多人。大会通过了组织纪念五卅运动筹委会；组织寿、凤互济会；组织寿（县）、凤（台）、怀（远）小学教师联谊会；组织工厂委员会；成立士兵委员会等决议。会后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示威游行，沿途高呼革命口号，这次游行锻炼了革命群众队伍，提高了群众的斗争热情。
一九三零年夏，中共阜阳中心县委出于工作需要，把中心县委机关由凤台转移到阜阳的冷寺（现属阜南县），李光宇化名姜永之，公开身份是冷寺小学教员。中心县委委员李端甫、曹广化、周定一、江化难等都分别在郜台、杨堂、东骆寨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在李光宇的组织领导下，他们通过开办农民识字班等形式，与农民交朋友，宣传农协会章程，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很快就发展农协会员一千多人。并在知识分子和农协会员中先后发展曾哲清、冷焕银、冷焕然等二十多人入党，并建立了冷寺、邯庙、东骆寨、张桥口四个党支部，之后，李光宇又到长官店（现属临泉县）成立了阜阳县西南乡长官店党支部，下设杨桥、长官、沈邱、曹寨四个党小组。接着恢复了阜阳城区、行流集两个支部。
一九三一年初，李光宇在东骆寨小学召开党的负责人会议，报告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会上确定了农历正月二十日举行暴动的计划。后由于走露消息，阜阳城派民团两个中队到冷寺、老窑湖一带进行围剿，李光宇等旋即转移到十二里庙继续开展活动。由于当时中心县委和党中央失去联系，李光宇在阜南西南乡召开了阜阳、风台、颖上、太和、霍邱等县联席会议，成立豫皖边特委，李光宇任书记，领导阜阳、凤台、颖上、太和、霍邱、商城、固始、潢川、新蔡等县积极开展工作。并指派参加会议的江干臣等六位同志以巡视员的身份，分头去各县帮助工作。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豫皖边几县的党组织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三月二十七日，皖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高中林(又名方英)在寿县上奠寺召开寿、凤、阜三县联席会议，成立了皖北中心县委，李光宇为书记。会后，李光宇分别到各县传达会议精神，并要求各县认真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抓紧举办短期党员训练班，以提高党员战斗力。四月十七日，中共皖西北临时分特委在金寨举行了第三次扩大会议。在沈泽民的主持下，传达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将中共皖西北临时分特委改组为皖西北特委，李光宇为委员兼皖北（寿县）中心县委书记。会议还决定进一步发动农协会组织，在条件成熟时准备暴动。会后，李光宇及时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并和李端甫、张蕴华、曹广化、曹国勋等在长官店积极发动群众，组建赤卫队，筹集枪支，计划在农历八月十五日夜晚由曹国勋等指挥举行暴动，但当八月十五日交通员曹殿安、曹殿清来阜阳城向李光宇、张蕴华汇报时，不料途中被大张庄红枪队劫去，暴露了行动的机密。这时，李光宇在阜阳城黉学院召开了有张蕴华、李端甫、李良才、吕盘铭等十多人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部署长官店暴动的行动事宜。因迟迟不见长官店来人，以致暴动未能进行。次日敌人即向长官店一带进行血腥镇压，李光宇遂即转移地下继续领导群众开展斗争。
正当皖西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之际，张国焘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到达鄂豫皖苏区，执行极“左”路线，报告中央撤去李光宇的皖北中心县委书记职务。
李光宇离职后并没有灰心，他又在皖北水上交通枢纽的正阳关建立一个与上海党中央直接联系的交通联络分站，在集南头开纸烟铺，与上海来往传送情报。以集北头饺子店负责皖北和豫南的联络工作。由于李光宇的工作细致，情报准确，红二十五军根据他的情报，在旷继勋军长率领下，于一九三二年五月攻下了正阳关，获得了一批粮食、布匹、食盐、医药等急需的物资。红军撤离正阳关后，党的联络站也随即撤销。李光宇根据党的指示返回阜阳，继续从事党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春，李光宇在太和县被捕。敌人对他百般威胁利诱，严刑拷打，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对同志们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活着出去的同志，更要加倍地为革命进行工作。”三四年三月十七日，敌人将李光宇杀害于阜阳城西关外。临刑前，他从容不迫，毫无惧色，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三十四岁。
一九三一年初夏，李端甫奉命调往鄂豫皖工农红军工作。三二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向鄂豫皖根据地实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由于党内第三次“左”倾路线和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工农红军屡遭失利。同年十月，在保卫金寨的战斗中，李端甫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率领小股部队牵制敌人，最后弹尽粮绝，英勇牺牲，年仅二十八岁。
谈到阜阳的“四九”起义时，毛主席深情地说“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他点燃了皖北的革命烈火，胜利真来之不易。中国革命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
三、“四九”起义失败对我们家庭的影响
“四九”起义失败后不久，阜阳驻军和地方民团派了很多人，到李光宇、李端甫烈士的老家——行流集绿柳村进行了大搜查，临走时他们放火烧了我们家的几层院子和油坊。李光宇的妻子回忆：“大火之后，我们家连个囫囵的木棍都找不到，油坊轧油的豆子烧了好几天才熄灭，趁火打劫者成群结队，能拿的、可用的全被收拾一空。这个在“四九”起义前较为殷实的家荡然无存。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家人都不敢回本村。此后伪县政府和地方乡绅、土豪、土匪经常来我们家敲诈勒索，家中主事的经常被送到县里吃官司。
在“四九”起义后的几年里，李光宇、李端甫的祖父，李端甫的父亲都因此受到牵连和迫害，终日惶恐度日抑郁而终，不久相继去世。李端甫的妻子刘氏在其子李以农三岁时无法忍受凌辱暗无天日的生活也服毒自杀。李端甫的胞弟李新民、李醒民随其兄李光宇、李端甫离家去闹革命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党史中也没能记下他们的事迹，成为千千万万个无名烈士之一。他们俩兄弟排行老三、老五，最小的弟弟李醒民当时只有十五岁。他们四兄弟先后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说我们家是满门英雄实不为过。
时间到了一九三七年，原本偌大的殷实的书香门第，只落得房不藏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仅剩下李端甫的母亲和儿子李以农、李光宇的妻子李吕氏和李光宇的三叔家的几口人，穷到连看病的钱都没有。李光宇原生有一子，活到十多岁，因病没钱治病也死了，李光宇的妻子成了失去儿子的寡妇。李端甫的儿子李以农和双目失明的祖母相伴为生，冬天来临时，连棉衣棉鞋都没有，忍饥受冻，更没有钱上学，直到十多岁时才靠外祖父供养上的学。
为了革命，我们的先辈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多少辈积攒的家业、田产化为乌有，殷实变为了贫困，大家族成了破败的小家庭。但是我们全家人对此没有一丝怨恨，把希望仍然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全家唯一的男性——李端甫的儿子李以农，在他结婚一年后（其子李磊刚出生不到一个月）就在其父李端甫的老战友刘宗飞（又名刘宠光，曾任上海水产学院院长）地指引下，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到河南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随军渡江、进藏，也为革命立了功。在西藏曾因翻车险些丢了性命。李以农讲述此事时，妻子杨秀琴调侃地说：“你当时要是牺牲了，我们家又多了一块烈属光荣牌。”
四、我们革命后代的誓言
我们一定要像革命先辈那样，对党无限忠诚，只要党的宗旨不变，我们就跟随到底。学习先烈们为了革命和党的事业，敢讲真话、实话，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不管时代风雨如何变幻，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不改初心，永远心向党，永不叛党！只要生命存在一天，就为人们服务和工作一天！这就是做为先烈后人的誓言。
